今年5月24日是纪念慈溪解放65周年，我作为慈溪解放的参与者和目击者，回忆往事，心情十分激动。

1949年5月24日上午9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二十二军六十六师解放了慈溪县城孝中镇，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结束。25日上午，中共慈镇县工委代书记、县大队政委杨展大率县大队20余人和城市工作干部培训班学员40余人进入孝中镇，接管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并开展调查研究。稍后，各区工委也配合解放大军迅速开展接管工作，宓文海、叶靳配合二十二军一个连，接管观城区，范雪伦、徐策等接管丈亭区，忻一波、任文琪等接管龙山区，胡玉林、洪庆接管庄桥区，宋公明、岑龙虎、方清华、韩金福等接管浒山、逍林两区。30日，杭州市军管会和余姚县军管会接管庵东盐场。

慈溪解放初期，坚持干部和南下干部是县区级领导班级的基础。由于接管工作任务重、时间紧、干部严重不足。6月初，刘春泉率随军南下干部到达慈溪县城。中旬，经中共浙江省委二地委（后改为“宁波地委”）批准，中共慈溪县委成立，杨展大任副书记（代书记），刘春泉（南下干部）、项耿（原中共嵊新工委副书记兼嵊县工委书记）、鲍纯甫（原鄞慈县办事处副主任）任委员。刘春泉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代县长），项耿任县委组织部长。同时，成立了4个区人民政府和27个乡镇人民政府。为加强对孝中镇的领导，由鲍纯甫兼任中共孝中镇委书记，林山（原陆埠区工委书记兼区长）任镇长。在4个区委书记中，南下干部3名，坚持干部1名。县人民政府设五科一局，在科局长中南下干部4名，坚持干部2名。

慈溪解放初期干部队伍的第三支力量是军队干部。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二十二军派郑林昌、周文祥、赵新茂等一批军队干部组成工作队来支援地方工作，郑林昌在1949年底至1950年初担任中共慈溪县委委员兼庄桥区委第一书记。后经县长刘春泉向部队要求，周文祥（后任县委常委、副县长、宁波市政协副主席）和赵新茂（后任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一批部队干部留在慈溪工作。军队干部中还有一批是北撤南下的，如洪辉（后任县委委、组织部长）、王培秋等同志。他（她）们重返故乡工作，熟悉本地情况，也是解放初期慈溪干部队伍中的中坚力量。

慈溪解放初期干部队伍的第四支力量是慈溪解放前后参加革命工作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1949年秋，为了改善干部数量不足的状况，宁波地委给慈溪分配了一批宁波干部学校学员，这也是慈溪干部队伍的一支生力军。同时，县委提出：在依靠南下干部和当地坚持干部的基础上，要大量吸收和培养新干部，并通过举办干部训练班，对新吸收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在实践中选拔出来的工农积极分子进行短期培训，然后将他们充实到各条战线的各基层单位，逐步缓解了建国初期干部不足的问题。

1949年底，慈溪全县的县、区、乡干部有579名，人数虽少，但这是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干部队伍。在慈溪县委的带领下，这批干部发扬了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推进了解放初期慈溪的各项工作。县委代书记杨展大在庄桥镇马径村蹲点，晚上下村回来，发现荒芜的庄桥机场有照明弹，他亲自带着警卫班战士赶去剿匪。项耿同志在陆埠区郭姆乡（今余姚市陆埠镇）搞试点，经常到庄桥参加县委会议，每次都要步行七八十里路。刚解放时，绝大部分干部实行的是供给制（只有个别留用人员采用薪金制）。我记得进县城后，打开国民党县政府仓库，发给我一套国民党的黄军装，后又发了一件衬衫，夏季发了一顶“棺材帐”（只有1.5米高，0.7米宽，这种蚊帐被大家称为“棺材帐”），冬季发的是一套灰色的棉衣裤。食堂里，几乎天天都是咸菜汤或洋芋艿咸菜汤，每月把积余的伙食费拿出来，才能吃到一次肉。每人每月发的津贴很少，一斤肉钱加四包黄烟钱折现金相当于现今的几十元钱，仅可供购买毛巾、肥皂、牙膏、牙刷和寄几封信。每月每人还发一大张油光纸，自行裁订后作学习和工作笔记用。许多群众都很同情地说：“这些革命同志真苦啊！”

就是这样，来自不同地方的干部，在中共慈溪县委的领导下，在艰苦的环境中，慈溪干部和人民群众发愤图强、艰苦奋斗，一步步巩固人民政权，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离休干部 陈雁）